作者：大卫·亨顿
原载：《Snooker Scene》，2020年8月刊
威利·索恩职业生涯共赢得过7项职业赛事冠军，但相比许多奖杯数量远胜于他的球员，他的知名度反而更高。2020年6月，索恩在西班牙因一系列健康问题离世，享年66岁。他的去世，引发了斯诺克圈内一场发自内心的悼念——因为他始终是这项运动中最鲜活、最有人情味的角色之一。长期的赌博成瘾确实严重损害了他与一些人的关系，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，他待人温暖，也为这项运动留下了独特而重要的印记。
他天生拥有外向而张扬的性格，以及极具感染力的幽默感，夸张的自信与自嘲在他身上奇妙地融为一体。他极具个人魅力，知名度早已超出斯诺克本身。即便那些广为人知的问题始终伴随着他，他依旧保有一种很难被压垮的生命力。在比赛期间走进练习室，看到史蒂夫·戴维斯或斯蒂芬·亨德利正在打球，他也完全可能张口就来一句：“在我进来之前，这里最好的球员是谁？”——这种半真半假的豪气，正是最典型的“威利式开场”。
围绕他的许多故事，往往都带着一种近乎“自招倒霉”的荒诞感，而最妙的是，他自己偏偏也最爱讲这些故事，哪怕笑点正落在自己身上。比如有一年英锦赛，他在首阶段结束后以7比1领先德鲁·亨利，只差两局便可取胜。比赛晚上7点继续进行。威利一边走进场馆，一边大声让司仪阿兰·休斯帮他预订晚上8点的餐馆，说这场球很快就会结束。结果四小时之后，亨利以9比8完成逆转。
1996年苏格兰大师赛前夕，圈内又传出一个消息：约翰·帕洛特的球杆在邮寄途中丢失了。帕洛特原本就将在马瑟韦尔迎战肯·达赫迪，这已是一场难打的比赛，更别说还要临时借球杆上阵。威利闻讯后，竟筹出了3.8万英镑，全部押在达赫迪身上。结果帕洛特以6比3获胜。更糟的是，威利当时还在担任比赛解说员——随着比赛接近尾声、灾难逐渐成形，他的评述也越来越少。
他对运气球深恶痛绝，某种程度上正因为他始终坚信：自己从来得不到这种好运，而所有的“天降恩惠”偏偏总是落在那些本就已经足够成功的球员身上。有一次他和斯蒂芬·亨德利交手，比赛刚开始没几杆，亨德利就幸运打进一颗红球。威利坐在椅子上抬头看了一眼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：“这么快就来了？”
索恩的成长环境，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记。他在莱斯特的斯诺克俱乐部打磨球技，那里的常客往往都有颇具意味的绰号——诸如“Billy the Dip”、“Handbags Barry”——多少透露出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意味。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，斯诺克尚未获得如今的体面地位，赌博、饮酒、吸烟等习气，都是这一圈子中再寻常不过的组成部分。
他的天赋很早便显露出来：1970年赢得英国16岁以下锦标赛冠军，1973年再夺19岁以下冠军。此后受邀转为职业球员，并参加了1977年世锦赛——那也是赛事首次落户克鲁斯堡。当时年仅23岁的他，是参赛阵容中最年轻的一员。彼时他已开始出现脱发迹象，而日后那标志性的光头，也让他在人群中极具辨识度。随着80年代斯诺克热潮的兴起，他逐渐成为电视转播中常见且受欢迎的面孔。
然而，随着奖金不断上涨，他的赌博问题也愈发严重。甚至曾出现过这样极端的情况：他将自己作为连串投注中的“最后一环”，把巨额赌注押在自己必须赢下的比赛上——这无疑在原本已经巨大的比赛压力之外，又叠加了一层难以承受的负担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何未能取得更高的成就。整个职业生涯中，他仅三次打进排名赛决赛，世锦赛最佳成绩也只是两次八强。
他最辉煌的时刻，出现在1985年的“Mercantile Credit”精英赛。在今天，人们习惯将世锦赛、英锦赛和大师赛并称为“三大赛”，但在这一概念尚未形成之前，精英赛与国际公开赛、大奖赛和英国公开赛同样被视为顶级赛事。那一届比赛中，索恩先是在半决赛以9比8击败史蒂夫·戴维斯，随后在决赛中以13比8战胜克里夫·桑本，夺得冠军并赢得4万英镑奖金——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当年大师赛和英锦赛的冠军奖金。
同年年底的英锦赛，他再次接近巅峰。在决赛中，他一度以13比8领先戴维斯，几乎触手可及的胜利，却在一次简单的蓝球失误后发生转折。他未能将比分扩大至14比8，反而被对手翻盘，最终以14比16落败。那也是他职业生涯最接近再添一座重要冠军的时刻。此后，他在同一赛季的英国公开赛中再度闯入决赛，但以7比12不敌戴维斯。尽管如此，这一阶段的稳定表现，仍帮助他在当赛季末攀升至职业生涯最高的世界第七位。
在职业生涯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后，索恩加入了巴里·赫恩旗下的Matchroom团队，并参与录制了那首风靡一时的歌曲《Snooker Loopy》，与史蒂夫·戴维斯、特里·格里菲斯、托尼·米奥、丹尼斯·泰勒以及Chas and Dave组合亮相，成为那个年代斯诺克文化热潮的一部分。1986年，他又先后赢得香港大师赛和Matchroom锦标赛冠军，随后在1987年拿下中国的健牌杯，并于1989年夺得新西兰大师赛。这些成绩，使他在80年代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竞争力。
从1977年到1996年，他几乎每年都能出现在克鲁斯堡世锦赛的赛场上，仅缺席过一次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状态不可避免地下滑，但他早已开始转型为电视解说员，并成为最早一批敢于公开批评球员击球选择的人之一，为之后更加专业化、分析化的解说风格奠定了基础。
此后，他长期活跃于BBC、Sky和ITV的转播团队，解说生涯一直延续至2020年威尔士公开赛。同时，他也逐渐发展出一条“公众人物”的第二轨道——频繁出现在慈善高尔夫活动、拍卖会以及晚宴演讲中，与各类演艺圈人士建立联系。他的知名度之高，甚至让他在2007年参加了《舞动奇迹》。
尽管竞技状态早已不在，他仍在2000年赢得了伦敦皇家汽车俱乐部举办的元老大师赛冠军，并在2019年世界元老锦标赛中，最后一次踏上克鲁斯堡的舞台。
赌博问题始终伴随着他，从未真正消失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也始终保有一颗温柔慷慨的心。当他曾经的学生、年轻球员马克·塞尔比在2014年首次夺得世锦赛冠军时，威利站在克鲁斯堡现场，泪流满面。那一刻，他或许也想起了自己的兄弟马尔科姆——后者曾在莱斯特经营“威利·索恩斯诺克中心”，正是在那里，塞尔比以及许多后来成名的球员开始了他们的职业道路。马尔科姆已于2011年去世。
他同样深爱着自己的母亲南希。直到职业生涯后期，即便他已在一些普通的资格赛场馆中艰难征战，南希依然会打电话到新闻中心，一局一局地询问比赛进展。她于2013年去世。
在斯诺克圈内，关于威利·索恩的回忆，从来不缺温度。许多同行与朋友，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
约翰·希金斯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经历——两人原本约好一起去看凯尔特人对阵流浪者的比赛。“那天本该是我开车去接威利，”他说，“我正准备出门，他问我开的是什么车。我那时候刚买第一辆车，是一辆1.2排量的Nova。他当场就说，‘伟大的WT可不能坐那种车。’结果他开着自己的奔驰来接我。他还说，如果坐我的车去，他可能得戴个头套才行。”
在希金斯看来，索恩以及那个年代的球员，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。“他们是真正的明星。今天的真人秀明星，大概就相当于80年代的斯诺克球员。他后来参加了《舞动奇迹》以及其他电视节目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帮助斯诺克保持了存在感——因为他是那种会被邀请参与这些节目的球员。”
对于马克·塞尔比来说，索恩及其家人更是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成长过程中经历过严重经济困难的他，在十岁左右开始在“威利·索恩斯诺克俱乐部”练球，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索恩。
“那时候他就是我心中的超级偶像，”塞尔比说，“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打斯诺克，而他当时是世界前16的球员，是我仰望的对象。我成长过程中和他一起练过很多次，他给了我很多建议，对我意义重大。”谈到2014年首次夺得世锦赛冠军的那一刻，塞尔比仍记忆犹新：“那天他在做解说，比赛结束后，他站在球台边，一边鼓掌一边流泪。我一直记得那一幕。他看着我从小打到大，那一刻他的反应，说明了一切——他就是那样一个人。”
“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。”
